6月30日9时，北京中关村大街，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外。
“要办证吗，学生证、毕业证?”笔者刚出4号线人大站地铁A1口，三四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便围了上来。再往前走，孕妇、抱小孩妇女越来越多，单是离校门最近的树荫下，就有10来人在招揽生意。
在坊间，“孕妇、抱小孩妇女”已成为人大东门外的标签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行为人不被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意味着，一些卖证妇女可以长期逃避法律打击。
笔者经过多日调查，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大致特征：孕妇或哺乳期妇女，年龄20岁～40岁，来自欠发达地区，丈夫多在京打工且知道她们的职业，本人意识到行为违法但普遍不愿转行。
在卖假证者的聚居点之一小牛坊，常住居民宋女士道出了卖假证者的历史变迁：“原来是江苏人在干，后来河南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再后来，什么人都有了，山东，东北，张家口……”
“我们做的事是违法的”
人大东门出门右转不远就是地铁人大站，左转走10余分钟可到地铁海淀黄庄站。两站中间，还夹着两个天桥、两个公交站台、两个十字路口，周围还建有不少商业、娱乐设施。有人说，正因如此，人流多，卖证者才聚集在这里。
在公交站台对面的树荫下，卖假证者刘丽穿着素色上衣，一边抱着两个月大的孩子一边招呼着路人光顾自己的“假证生意”。
见孩子哭闹得有些厉害，笔者建议给他吃点东西。只见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仿冒的北京大学学生证往孩子手里一塞，“没事，他只是要玩学生证。”孩子果然安静了下来。
刘丽包内的学生证，有仿冒北大的，也有仿冒人大、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在京高校的，都已盖好印章。刘丽还用一张纸包着火车票优惠磁条，“最近学校管得严，真磁条断货了，这些都是假的。现在100元也进不来真货。”
一位年轻男子给了刘丽一张照片。她拿出圆形模子给照片刻上钢印，就做完了学生证，收了30元。整个过程不过10秒钟。男子说，他过几天要去外地，拿学生证去景区可以打折，“以前这里卖假证的特别多，天桥上都是，现在少了”。
此时，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过来问：“这玩意也要30元?”“这都是违法的。”刘丽答。
“我拿的，是我违法。”
“我们给你做出来，我们也违法。”
“这一切都是违法的。”墨镜男笑着总结，随后说：“我要几本毕业证。”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叫喊，刘丽急忙抢过证件样本，往校门方向跑去，随后拐进旁边的绿化带。笔者赶到时，绿化带里已聚集了五六个妇女，一会儿便疏散开了。
“刚刚有警察。你们没干这行，不懂。”刘丽长长吐了一口气。事后，一位刚来一周的孕妇告诉笔者：双手空空，走路笔直，就可能是便衣。
笔者发现，刘丽所在的这片绿化带有点“玄机”：一处栏杆断了，可通往大街;一处可穿过小树丛，通往人大校门;另一边则通往其他绿化带。泥土里留着好几个脚印、塑料袋。刘丽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催促：“你们买不买证，买完证就赶快走。”
采访中，卖证妇女无一例外地坦言：她们做的事是违法的。尽管如此，在孩子出生或哺乳期满之前，这些妇女很少想过今后如何是好。
初中辍学，18岁嫁人，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在辗转浙江、辽宁、广东、河南等地打工多年之后，来自河南平顶山乡村的张小花今年6月随丈夫来北京投靠表亲。已怀了第二胎的她，这次没有拾起服务员、纺织工等老本行，而是选择加入大学校门的“卖假证大军”。
张小花并非没做过正当职业。因为不喜欢老师，她没读完初中就来到东北，在母亲的介绍下去超市当服务员。后来，父亲让她到广州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嫌机器嘈杂，一天都没干。当张小花随做室内装修的丈夫去浙江时，她找了个绣花的活儿。后来，丈夫迷上了赌博，她一气之下回了老家，丈夫只好跟着回去了。
丈夫来京后没出来找工作。张小花只好自己出来赚钱。
思来想去，张小花在老乡介绍下开始卖假证。“超市一般每月1000多元。做这行，卖得好估计两三千元，不好的也是1000多元。”她想，如果失败了，再换丈夫出来打工。
老手一年能赚十几万元
7月1日20时20分，笔者暗中跟随4名卖证妇女坐公交车回家。车驶离市中心1个多小时后，她们在“航天城北站”下了车，随后横穿马路，走向一个村落。
此处叫小牛坊，位于唐家岭以北4公里。进村路上有不少小坑，里面堆着碎石。小路左边杂草丛生，右边多为一两层的小房，墙体略有裂缝，门上钉着木板。
村旁有一个建筑工地。来自四川的陈力就在工地上服务。他说，这里面临拆迁，房租每月只要两三百元，面积大多10平方米上下，不过可能随时得搬走。
王红，38岁，来自河南平顶山，已来北京两年的她与老乡住在小牛坊。在老家，她花20万元买了套城里的房子，13岁的大女儿也在县城读初中了。王红刚来北京时怀有身孕，经老乡介绍，决定卖假证。
王红说她进货可以更便宜。一般学生证进价2元～5元，售价15元～30元不等。毕业证能卖两三百元，如果是能上网查询的，可以卖数千元。“差的一天能赚三四百元，好的时候七八百元。真的，我一年可以赚十几万元。”王红说，房租每月只要300元，如今孩子生下来了，她赚的比丈夫还多。
在圈里人看来，怀孕、哺乳期是干这行的“硬件”。张小花是王红的老乡，她说，她认识个朋友，想干这行但是没小孩，于是找别人借了一个。后来警察把那人抓到了，带到医院一化验，真相大白。结果，孩子被送回老家，朋友被关了起来，“听说至少被判了半年。”
入行不到1个月，张小花就有被抓的经历了。但她的“事业”显然还没“上路”。笔者发现，她早上只卖了两个学生证，同样的证件，别人进价2元，她需要5元。而多位卖证者透露，人大东门外整条街都是同一个老板。至今为止，张小花没接过毕业证的大单子，别人来询问业务，她也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时间比较自由。”张小花说，她们与老板并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老板批发，她们进货，然后倒卖赚取差价。“我们的收入不用给老板，也没有统一组织。”
事实上，这只是京城卖假证人群的冰山一角。卖证者透露，还有一伙人在四环附近的学校活动。按照指点，记者在北大南门东侧附近发现两拨卖证妇女，分别来自安徽、山东，共有8人。她们的假证藏在身旁的电动车里，孩子已能走路。
附近有一条300来米的路，地上贴着40余张假证广告。除卖证收入外，她们的老板还会根据效益给提成，如每卖10元给1元。
有人为了卖证十几年中生了6个孩子
王红趁揽活间隙与笔者聊天：“现在他爸上班去了，我抱着孩子在大街上喊，反正也不太累。等孩子能走了，我就不干了。”
“不过，我们就不想回家!”王红算了一笔账，“种地，一家能赚几个钱?你说，咱家老公在外面再累，也才挣3000多元。我在这儿吃吃喝喝，一年也能挣十几万元。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带了一床被子。现在的东西，都是来北京后买的。”
王红很崇拜一个老乡。她说，那老乡一直干这个，10来年生了6个孩子，5男1女，最大的今年已经18岁了。“几个孩子生下来，赚了300万元!”
按王红的说法，几年前这行生意很好，一张假毕业证能卖到1000元。现在，一大批人由于利润吸引加入卖证行业，人一多，价格就跌，那种毕业证如今只能卖一两百元。
小牛坊的房东宋清就遇到过以“生孩子+卖证”为业的房客。“有些卖假证的人狂要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宋清在膝盖处比划了一下，“小孩刚这么高，又怀上了。”
“我家曾住过一户卖假证的。她养了一个小姑娘、一个小男孩，小男孩长得挺好看的，就七八个月大。一次交货的时候，对方说可以帮她抱会儿小孩，结果就把小孩抱走了。他们也无所谓，又要了一个。”宋清有点气愤。
后来，110屡次找上门来，有时还查出不少印章、假证，这把宋清吓了一跳。终于，她对那些卖假证的房客下了“逐客令”。
周围人们的习以为常和警方的尴尬
来来往往的路人养活了这批卖假证的妇女。笔者观察发现，顾客当中有不少学生，有的来自外地，也有的是附近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笔者在校园内随机访问了10余名大学生。他们普遍认为，卖证人的叫卖声很烦，影响学校形象，是不诚信的表现。但是，这些同学无人举报卖证者。他们说：“这是社会正常现象”、“举报了也没用”、“习以为常了，见怪不怪”……
周围居民也默许了这条利益链的存在。
甚至，一位身穿公司制服的湖北妇女，一边在入口登记车辆进出信息，一边卖起了假发票。她告诉记者，若想办证可以留下电话，她会帮忙与卖证者“搭桥”。
“她们各种证件、公章都有。比如，像你，如果会电工，但没有电工证，工资只有一两千，有证的工资就有五六千元了。”她推荐道。
7月3日，笔者在一位卖证妇女处获得了老板的联系方式。电话中，笔者假称需要5本可上网查到的毕业证，希望带上样本、当面交易。这位名叫“伟嫂”的30来岁妇女答应第二天见面，每本2000元，先付一半定金。时间、地点都由笔者决定。
伟嫂说，这些证件都是自己做的，她的手机号码也已用了10多年，没必要因为这笔生意骗人。
海淀区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官透露，警方曾多次捣毁过假证窝点，房间内一般有打印机、模具等设备。“不过，能上网查的证件，肯定是骗人的。”
其实，警察和城管的岗亭离人大东门不过200米，路人说，这里每天都会上演警察驱赶卖假证妇女的场景。一位工作8年的清洁工告诉记者，他刚来时这里就有人卖证了，每天，他都要拿着铲子清理卖证者贴在地上的小广告，“隔几步就要弯腰一次。”
尽管天天在巡逻，但这位民警感到这份差事做得很憋屈，“追不是，不追也不是。”事实上，卖证妇女也明白这一点：追她们，万一孩子出事，警察要负责任;不追，可他们是警察。
假证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10多年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同钰莹对北京当代桥周围——当时首都最大的假证交易市场——进行了社会学调研。她发现，这群假证从业人员大多来自江苏和河北两省，以男性为主，主要售卖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10多年后，笔者再次走访假证交易市场，卖假证的阵地已转移到人大东门附近，男性从业者被清一色的哺乳期或孕期妇女所取代，籍贯也不再仅限于江苏、河北。
事实上，我国对制造假证行为的打击一刻也没有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方也没有放缓整顿假证市场的脚步。去年5月，北京海淀区警方在一青年公寓内收缴了大量印章模具以及伪造的印章、证件、证书;今年4月，房山区警方又成功破获一处制作假学生证和假学生公交卡的窝点，现场搜出伪造学生证450余本，伪造学生火车票优惠卡磁条50余张，假冒学生公交卡296张。
然而，假证交易十多年来依然屡禁不止。
“法律与人性”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
同时，该法的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情形，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这条被解读为“对弱势群体给予人道主义关怀”的条款意味着，不少卖证妇女将可因此免于行政拘留。
“我们被抓，就在里面关一天。”“这一行也不危险。警察抓着了，把你的东西一收，关你，说下次别来了，出来照样干。笔者发现，这则规定在卖证圈子中几乎人人尽知，有人还利用该规定怂恿老家的孕妇出来“工作”。
对此，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旭律师认为，如果有些人恶意地以所谓怀有身孕、抱着婴儿这样的身体条件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该打击的也要打击。“抓了之后，如果是孕妇或哺乳期的母亲，可以变更强制措施。但是当强制措施如缓刑或者取保的条件满了之后，还是跟其他公民一样，该收监的收监。只是在特定的时期——孕期、哺乳期，暂缓惩罚。”
“我觉得法律上没有问题。”陈旭说，不过，执法的力度、执法的技巧，都需要有关单位总结。
用海淀区民警张丰(化名)的话说，他们面临的是“法律与人性”的道德困境。“你说怀孕妇女，她们看到我们就跑，是追还是不追?追了，如果孕妇流产，怎么办?不追吧，你是不是警察?老百姓会说，你们为什么不抓她们;另外一些老百姓会说，都怀孕了你们对她们还这么残忍。”
执法上的困境成了假证交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杀人放火、偷盗，人人痛恨，人人喊打。但她们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只能是一个中间的环节，不能太硬，不能太软。不要让她们太嚣张了。”张丰说道。
有需求就有市场
笔者调查发现，总体上，人大东门的假证中销量最好、最能赚钱的是学生证、毕业证。买学生证是为了坐火车、看电影、逛景区便宜，买毕业证则是为了找工作。
买证的人也五花八门。据卖证者介绍，有自称研究生来买本校本科生证的，有怕弄丢真证而办假证当副本的，也有屡次参加电工培训就是通不过考试的。
香港中文大学特约研究员兰晓华认为，制贩假证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巨大、持久的市场需求。“假证在社会上有其自身的‘价值’。人们通过假证获得物质与精神收益。它以假当真，帮许多人成就了好事。”
兰晓华指出，当今很多单位或领域，用人机制方面不太合理，过于注重“硬件”而轻视人本身能力这个“软件”。虽然学历证书与能力不能完全对等，但这确是大家找工作必备的敲门砖。“没有证书就意味着没有面试的机会，没有展现自己能力的机会，于是就会有人去办假证，为自己拿到一张求职的入场券。”
多名大学生也告诉记者，假证只是在小范围内使用，且不用它干违法犯罪之事，因此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实际性的伤害。
对此，陈旭认为，从法律上，相对于卖证者，买证的人的过错责任要小一些，而且买假证的行为该如何确定其法律责任，目前也没有规定。“但买证也是一种故意，明知是假的，还买证的话，你的行为肯定违法。”
“一些人通过投机取巧拿到了证书，用人单位也许无从识别，把你当成假证上所描写的那样的人。这对于很认真、努力学习的人是不公平的。”陈旭说，“他们说没有侵犯其他人的利益，这话说得不对。”
建立良好的人才评判体系，改变唯学历是举的观念
假证泛滥的源头表面上看在制贩卖者，实际在于社会对证件的认同和需求。北大社会学博士陈鸿，在论文《使用假证：一种资源获取的非合法化形式——透视北京市中关村假证市场》中提到，“很大程度上当今的社会已经是一个证书的社会，因为其中充斥着无数的证书，这些形形色色的证书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收入乃至社会地位。”
兰晓华认为，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很多体制、制度尚处于摸索阶段，并未形成良好的并联制约机制。
在兰晓华看来，建立完善的个人诚信档案可以减少假证现象。“目前，国内个人诚信方面的信息管理严重缺失，有必要建立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把使用假证也纳入人民银行的信用报告，通过各方面的信息归集，全面反映一个人的信用状况。”
他建议，可以修改、完善现行相关法律，明确购买使用假证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也要建立良好的人才评判体系，改变唯学历是举的观念。
“如果从源头上治理使得人们不敢购买使用假证，或者假证已无处可用了，制贩假证也就无利可图了，这个地下行业就会自动消亡。”兰晓华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