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德国有很多个卢安克一样的人，但在中国，他确实开创了中国研究真正的素质教育，天性教育的先河，也开创了人生只为为兴趣而活的先河。他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我们以为现实中不存在的生活方式。而后让我们感慨良多，我可以更平静，更清晰的看待自己的生活，去感受，去思考。
柴静《告别卢安克》
广西的山，线条柔和且起落极大，秀美又突兀，经常在最高的边缘突然滑落，跌到谷底再急速飞升起来，那种巨幅的跌宕，很象一个又一个连着的笔架，又颇似一首曲子在播放器里播放时，音频起伏形成的波纹，仿佛在唱着一首曲折却沉默的歌 ;广西的天，没有太阳时总是青黛色的，像有一层薄雾把所有的景致蒙上一层浅灰;山坡上，矮腿马或饮着甘甜的山泉水，或悠闲地吃草;远处一层层的梯田，颜色均匀，齐茬茬，嫩黄黄，根根向上，随行的人说这叫“望天田”，农民将种子洒进田里，就由它自然生长，全靠老天赏饭，雨水灌溉，就象那些深山里父母不在身边，野生野长的孩子们一样。
每次去板烈村都要从北京飞三个半小时到南宁，再坐四个半小时的山路到东兰县，从东兰县再颠簸一个小时，才进到村里。三年了，一样的路线，一样的山色。不一样的是，那个说自己“命在这里，离开就没有命了”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写信给柴静说，他很快将不得不离开中国了。
一. “不是征服，而是承受”
见到他时，他穿着超大的篮球跨栏背心，一样消瘦，跟三年前的冬天一样光着脚，一见面，还是基督一般的微笑，被问到“你好吗”的时候，回答“也好，也不好”。见面的最初，谁都没有谈及离开的话题，似乎谁也不忍心问。
我们跟他去一个叫小罗的留守儿童家里家访，曲曲绕绕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到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我们在商量先拍室内的纪实还是先采访，卢安克在院子里，对着天边的落霞，第一次对我们的拍摄提出要求：“先拍外面吧，晚霞多美啊。”摄像们当时已经在屋里架好了机器，我们说可以改天再专门找地方拍空镜，他坚持说，“小罗家的这个角度，能看到板烈最好的景色，再不拍，天就要黑了。”
后来的几次采访也是如此，很多场景是他自己选择，比如他希望坐在他给孩子们拍电视剧的半山腰的大石头平台上采访，那里空旷，视野舒展，能俯瞰到板烈小学和周围的梯田与村庄。他也会主动地告诉我们，爬到学校屋顶上能拍到什么，哪个山头的哪片树林后面又能拍到什么，去哪里掏螃蟹，去哪里挖蚯蚓⋯⋯他在这里陪伴留守儿童已经十多年，漫山遍野都是他的步子，一草一木都是他的乐趣，当他一言不发地望着大山发呆时，他仿佛整个人也都沉浸在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相处中。在接受采访的那几天，他隔断了自己唯一与外界通讯的方式——邮件。他说他想安静地度过这几天，他太紧张了，紧张到都不敢看邮件，怕家人又写信催他回去。
柴静说，这是她见到的卢安克，最“失稳”的一次。
柴静：你已经为留守儿童做了很多了，你可以有机会去过你个人的生活。
卢安克：如果我觉得我欠他们什么，就会这么说，我不是因为觉得欠他们什么，我是喜欢。
柴静：如果按你自己的意愿选择，你希望怎样生活?
卢安克：就喜欢继续留在这里。
他劈着木头生火，柴安静地陪他坐着，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有木柴烧裂的咔嚓声和缓缓蔓延开的小火星子，直到卢安克缓缓说，“(离开)是我老婆的选择”。
当年的卢安克“不喝酒、不吃肉、不谈恋爱”，因为他心中，有“比这些更大的乐趣”。但一年多前，他与曾经同在山区服务多年的女志愿者结婚，而妻子已经到了渴望安定生活的年纪，希望他结束这种青春期冲动般的理想主义生活，并帮他在杭州一个手机企业找了一份正常工作。他不愿意去那个手机企业，又不忍拒绝和伤害妻子，只能先离开农村。而他的签证即将到期，如果结束支教又没有新工作，他也会同时失去留在中国的合法身份。
他说他的处境，就跟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和拍摄的电视剧《心镜》中的主角容承一样。容承的意思，大约便是“容忍和承受”。这个主人公没有任何超能力，他的能力就在于能够接受一切的压力、攻击、羞辱、困境，没有所求，没有目的，他的心灵干净到无法被敌人持有的“心镜”识破，无法被反射和看穿，也无法被击倒。他的力量，不来自于征服，而来自于承受。
卢安克不愿意离开，他说一想起要走，他的心“象死去一样可怕”，但他依然决定接受将要到来的命运和家庭的责任。他曾经说过：人更大的能力是“有能力却不使用。”但此时，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承受痛苦。 他问柴静，“我该怎么办?”
二.“不，他们需要真”
在小罗家，小罗兴冲冲地要给我们做晚饭。剥扁豆，淘米、摘小西红柿⋯⋯各种忙碌。
“能烧给我们这么多人吃?”“没问题.”
电饭煲的旋钮已经生锈了，他用一把大钳子咬着开关拧开，把米倒入。炒菜时也很老道，炒、翻、转、拌、挑，一点不拖泥，反手动作也极为熟练，柴静问他谁教的，他说烧着烧着自然就会了，火光照过来，手背上却俨然有一尺长的红色烫疤。
因为在拍摄，摄制人员一口都没吃，小罗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端着饭要递给我们，我们不吃，他也不吃，完全是做主人的心态，操心命。我们开始不好意思，硬要劝他吃，卢安克说不用劝，这是孩子待客的习惯和心意。结束拍摄后，因为他只做了一碗扁豆炒小西红柿，量根本不够，我们便转去另一个老乡家吃饭。事后我有点后悔，问卢安克，孩子忙了半天，我是不是应该象征性地吃一口，并且夸赞小罗两句?我说，“我小时候要是做菜，每个人都必须说好”。卢安克说“他应该不会在意的”。我说“孩子们不是都需要夸吗?”，他淡淡说，“不，他们需要真。”
他的眼里有让人失语的蓝，让我看到自己出于善意而生的“伪”，我觉得他的眼睛就像是一面“心镜”。
他比谁都更了解这些留守的儿童，了解他们内心的孤独和敏感，了解他们不需要成人世界的应酬和客套。就像他在《农村支教指南》里写的：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看到，“有一个人，他在作为真实的自己。在陪伴着我的时候，他忘掉了所有的想法，仅仅保留着真实的自己。”
三.“思考带来痛苦，行动才有用”
采访时，我们把班上一个平时威风八面，呼来闯去的一个“老大”弄哭了。因为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他过于紧张，回答不出，然后突然就肚子痛，满头冒汗，眼里全是泪。 卢安克说，是因为这个孩子真的在“思考”，真的希望回答我们的问题，真的“在乎”，所以压力太大。回到宿舍，卢说孩子们都在讨论要怎么折腾我们，比如让我们去爬后面的大山，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累，而他们觉得“思考很累”，我们让他们“累死”，他们也想让我们“累死”。
他说，在农村，人的身体需要劳动，需要行动，而在行动的同时去思考对野惯了的山里孩子来说是很难受的，所以不如让他们通过行动来完成任务，先行动，后感受，再理解。从行为到思维，再从思维到行为。只有拥有“感受”，才能从内心深处理解。
临走前的一天，编导蚂蚁和摄像纪可成扛着机器，走了来回整整三个小时的山路，跟“老大”一起，翻山越岭，淋雨、晒太阳，捉鱼，一直到日落西山。也许，只有走过一座山，才能了解山;只有陪一个人走过漫长的路，才能走进一个人的心里。
卢安克说，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真正的教育是“自己教育自己”，“知道”和“体会到”是两码事。
他说，许多志愿者来了，总是喜欢让孩子宣泄内心痛苦，让他们意识到城乡的差别，让他们盼望去大城市，渴望脱离农村，为了这个目标再去努力学习，他们还喜欢把城里的一套拿到农村来，搞竞争，搞比赛，弄得农村的老师“恨不得心脏病都出来了”。一定要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现状感到不满。但改变不了其实反而成为痛苦。
柴静：但有人会觉得说，如果为了孩子更有出息，让他们痛苦一点，意识到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也许也是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不是吗?
卢安克：那去了城市也可能会痛苦。
柴静：他们会问你，难道你的主张就是什么都不做吗?不鼓励他们拿外界跟自己的生活做比较，也不鼓励他们?
卢安克：我觉得还是如果他们能学会创建自己的东西，他们到城市的时候，也不用觉得别人那么有钱，我没有，我被抛弃。他可以自己创建，他不需要逃。
卢安克说，他们从小没有家长，没有家，所以更需要一个权威，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四.“急急不成事”
对孩子的群体采访在麦堆上进行，孩子们几乎没有一刻安静得下来，永远在欢腾地打来打去，男生都七横八歪靠在卢安克身边，女生一近前就大喊“男女授受不亲”。女生们则坐在另侧，在麦堆里挑拣麦秆，把表皮剥开，露出里面嫩嫩的象牙白色的小管子，放在嘴边做成小哨子，一吐气就能吹出呜呜的声音，她们做了几个，送给柴静，看谁吹得更响。
“创作就是玩，玩就是创作”。卢安克跟孩子们拍的剧几乎算不上一个电视剧，主角容承的扮演者更换了十几次，由学生自告奋勇，大家投票，轮番扮演，演的过程中孩子们也是打打闹闹，完全谈不上表演，只是把属于自己的台词说出来，经常卡壳，经常笑场，但就是这个剧刻成的光碟，被孩子们视作童年的珍宝。
卢安克说他不需要他们懂得具体台词的含义，人生有很多事是先做了，未来才会明白。此时一个一直很皮，没说过什么正经话的孩子突然脱口而出说，“不要急，不要急，急急不成事。”
从卢安克支教的轨迹表象看来，他似乎逐步在往后退。最早他在县初中教主课英语，因为适应不了应试教育，于是离开;之后他教不识字的青年修路、画地图，试图改变他们的生活，但发现他们没有应有的感受力和创造力;再之后，他从小学的孩子教起，教音乐、美术等副课，但孩子长大了，读到初中，还是会有大量孩子辍学打工、消失进茫茫的人海;再之后他完全放弃对结果的设计，放下期待，陪伴孩子，默默做着人之为人的最不显见却最本质的心灵建设。
我们没有去刻意搜集或列举卢安克给学生带来的实在的改变，因为人的心灵只有在未来漫长的人生中才能逐渐显出力量。我们只是在我们采访中接触到的几个孩子身上体察到细微的痕迹，比如他们眼里的光芒，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想像。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学生有期待、愿望或者“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这种想法，我们这种想法就会像一面隔墙一样站在我们和学生的之间。只要我们放弃对“什么是好的”这种想法，我们就会发现：什么都行，学生什么都能做到。那是因为放弃之后，我们就无偏见地去观察，而通过观察，我们能找到最符合他们的角度。 ——卢安克《农村支教指南》
跟卢安克一起创作电视剧的潘老师，作为国家财政特招的特岗老师定点在乡村当老师，三年后，他本可以选择离开，但在跟卢安克一起工作后，他说他会留下来，因为这里有“创作的自由”。
柴静问他说，“可是在外人看来，会觉得说这样的创作又不被外界的人看到，只有几个小孩子，拿着光碟在寂寞的大山里放，那它对你来说能有那么大的含意吗，有那么重要吗?” 潘老师回答说，“里面有一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五.“没有期待的日子”
一个曾经申请过《静观英伦》实习生的留学德国赵赫同学前段时间给我写信，写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德国教授的故事。
“他曾在上海参与创建了一家生物学研究所，他的学生都叫他“老爷爷”。在他和一些中国教授一起为研究所确定发展目标的时候，中国教授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努力成为世界前十名的XX领域的研究所。”‘老爷爷’在演讲时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我非常不赞同这个说法，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这个领域的研究所，哪里来的前十之说。这是他的一个玩笑。他说，我的观点是，让我们的研究所成为"A place where science is driven by curiosity.”(科学被好奇心驱动之地)
而这正是我前段时间自我剖析时思考的问题——我和身边的许多同学努力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我们看到对手努力了，就会紧张起来，也要加紧努力。我们看到自己的排名下降了，意识到要更加用功，只有赢了，才更有自信。我们无时无刻有意无意的生活在比较之中，我们必须得通过比较来体现优秀。我们那么关注奥运会的奖牌榜，关注是不是有诺贝尔奖，清华北大的办学目标之一，就是“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这没有错，但也有可能，我们会忘掉自己最原始的欲望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欲望慢慢变成了——“让别人夸我们好”。
相比之下，“为了好奇心”的朴素理想让人更加感动。 “生命中真正的乐趣，是当你沉潜于某一事物，完全忘我的刹那。”这是柴老师的博文“给老李的信”中的话。它触及的是人内心中最为单纯的欲望⋯⋯就像童年时的我们，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单纯的好奇，觉得生活中处处都是新鲜和美好。
很久前，卢安克把自己的博客改名为了“没有期待的日子”，他说，“别人佩服我的地方在实际上就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做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我老婆以为那是超能，而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被驱逐出境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采访中，坐在山腰中的石头平台上，突然下了一场暴雨，还好有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临时可以避一避，中间雨忽停忽落，有时大如黄豆，有时细如羊毛。太阳一会儿又出来一下，晒一晒，再下一会，柴静和卢安克就坐在细雨里，继续聊，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谁都不想喊停。
临走时，我和他握手道别，我说，“希望一切问题，都能随着时间，迎刃而解⋯”，他回答说，“人生中的所有问题都不会白白碰到⋯⋯”
结束采访后几周，柴静收到卢安克的邮件，说他的中国签证已失效，现在只能独自前往越南。他和妻子的分歧还未解决，象他自己说的，“也许过几年才能知道，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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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在广西访问在深山板烈当教育志愿者的德国人卢安克，今年八月，我收到他的信件，他寄给我一份跟孩子一起拍的电视剧样本，说“我可能没有机会继续跟我的学生做事”。
在2010年，他与一位认识八年的中国女志愿者结了婚。我祝贺他，他回信有些低落：“既然我同意成家，那我就要跟着老婆走。虽然我感觉到，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孩子，板烈就是我的家，但我不能要求老婆也这么看。她有她的梦想和需要，我不能不理她。我现在要面对的就是这些。”
这话里有些让我不解。再问才知在成家时，双方原想一起在山村里为留守儿童做事，但是时间推移，妻子有了对生活另外的愿望，希望他离开农村，去杭州一家工厂上班。
我从没把世俗的事情与他联系在一起，意料之外，但转念也觉得是情理之中，“家庭的温暖和情感，一定会是另一种安慰吧，也许还有未来作为父亲的感受。”
他没有直接回答，说他如果离开学生，“心都死去了”。
“那么，有一个问题，请原谅我问得直接一些，在上次我采访你时，你曾说过，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一旦走了就放不开的’‘一个人属于另一个人的爱情’。那么，现在对你来说，你的看法改变了吗?如果我的问题太私人，请你不用回答就是。”
他没有直接回答，只说：“我已经不是一个单身汉，已经不可以根据我一个人的想法来决定事情。真是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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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板烈再见时，卢安克穿着跨栏背心，晃晃荡荡从稻田边上走过来，瘦了些，有点佝偻了，笑起来眼纹深了，淡金的眉毛已经淡白，整张脸上几乎只有浅蓝的眼睛有颜色。我问“你还好吗”，他说“也好，也不好”。
四面人多，不好说话，他带我去了山上一个学生家，是班上最沉默寡言的小孩，叫小罗，与一个智障的哥哥同班，父母打工，他们相依为命。小罗一进门，先找盆淘米，拿一把扳手，在电饭锅坏的按钮处拧了几把，把饭做上了，山里人家来了客都是这样。
猪圏旁有一丛小西红柿，才成人指甲盖大，他俩往下摘，我问：‘这么小能吃了就?”卢安克说：“这更有味道。”递给我滚圆鲜红的一个，我在衣服袖子上擦了擦，溅在嘴里的味儿还不错。家里没有别的菜，只有桌上放着一些扁豆，有些日子了，我们把卷边的角摘了，打算跟小西红柿炒在一起。卢安克与上次我见到时有些不同，满腹心事，把豆角一只只掰断，我埋头摘了一会儿，说：“我一路上想着你这次恐怕跟以前心情不太一样。”
他“是的，有一些压抑的”。
“难道有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回来吗?”
他攒了满满一手豆角不撒“我担心有这种可能。”
我抬起眼，“记得上次采访的时候，你说这个地方有你的命，你要是离开你的命就没了?”
“从心里来理解是这样的。”
“你理解你妻子吗?”
他说：“理解，她是女人。”我听见旁边老范和蚂蚁齐叹息。
他起身劈柴生火，准备炒菜，，问他：“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孩子?”
他点着火，烟窜了出来“就给他们说，那个是我老婆的选择。”
“他们能接受吗?”
“他们不接受。”
他问我：“但我怎么处理?”
我怔住了，没回答，也没说不知道。我从没想到过他会问别人他内心的困惑，我被这个困惑之深惊住了。
他左手扶着柴火，右手小铁斧一下一下劈开缝子，嵌进去的斧子拉起木头来再用力剁下去，我蹲在附近捡木柴碎片，拢起来放在火堆里。老范说看回放的时候，很长时间，都只有劈柴在火里烧裂时毕剥的声音，和溅出来的几星火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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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采访全部是卢安克的安排，他挑选的地点、时间，他让我们拍烈日下刚收割完的稻子，拍小罗家边上的晚霞，我们想选择更好的光线，他坚持：“不拍天要黑了。”他甚至写了采访的提纲，手里攥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中文和德文交织密密的字，“我怕我自己忘了什么。”
我没见过他这么失稳，也没见过他这样在意。
我采访的孩子中，韩运一个扮演电视剧主角容承，其他老师说他在班上最调皮，常带着男孩们闹事，被称为“老大”，接受采访时有些紧张，拿着饭盒的勺子僵坐在桌边，要求卢安克一定要在边上。
我问了几个问题“你为什么演容承?””“觉得他性格是怎么样的?”……他都说“不知道”，几个问题下来，我看他是真不知道，带了一点放弃的感觉，转头对卢安克说“可以了”。
孩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捂着肚子倒在桌子上。我说怎么了这是，赶紧看他，他说肚子疼。疼得枕在胳膊上，一只拳头按着自己胃。
我以为他是吃饭时说话着凉了。倒杯热水给他，他不喝，问他要药吗，他摇头。
卢安克蹲在他身边，抚摸他的背，对他并不说什么，跟我说了一句“我做德语口语翻译的时候，也会肚子疼”。
我明白他指什么，但不确定，俯身对孩子说：‘是因为我的问题给你压力了吗?如果是，那我真的对不起了，韩运。”
他埋在胳臂里摇头，“不是”，挣扎起来，脸上还挂着泪水一脸毅然“你问吧”。
是他这一句话，让我觉得，卢安克说的是真的。他蹲在孩子身边，不看我，轻声谈：“这里是农村，自然的力量很强，教他爬山，他什么山都爬，但叫他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会很痛苦的。”
卢安克陪他回了宿舍，老范看我的神色，知道不理我为好，带着大家去拍外景，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六年级教室里，气恼不已，“三年了，三年了我还在犯错，我怎么这么蠢，我又问错了。”我心里知道，是我心里那点放弃他的想法，流露在了脸上，男孩觉察了。
坐了半个小时，我绞着手，下去吃饭，小潘老师杀了一只鸭子熬了个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都坐定了，卢安克在他旁边给我留了把竹椅子。吃了几口热的，我缓过来点儿了，背地里我问他：“我怎么老没办法改变我的弱点?”
他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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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半天的时间，卢安克带着我们组和韩运走了三个小时山路，去爬山，在刚下过雨的小山涧里捉螃蟹，躺在草地上，一直到日快落。他说不用去安抚和沟通什么：“跟他沟通没有用，跟他一起行动有用。创作就是这个道理，一起做某一件事，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孩子家里每人都有一张自己参与的电视剧DVD，看过了无数遍，还是嘻嘻哈哈又看一遍，遇到同学再看一遍，说起一起偷吃大米或者烂泥巴埋到下巴的细节，是真快乐。我们被招待吃了三顿饭，杀了一只鸡，孩子在水龙头底下洗内脏，卢安克蹲给他打着伞。临走时韩运又拿出中午剩下的饭和碗筷继续留人，他只为了想拖延点时间和卢安克多待一会。
卢安克说不吃了，孩子不吭声，坐在了门口凳子上。卢安克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背，柔声说“再见”。
韩运没抬头，卢安克出了门。
小纪和蚂蚁收拾完东西，出门的时候对孩子说：“再见”，他还是没有抬头，也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小潘老师说他哭了。
拐过一个弯，卢安克站在那里，看着夕阳快下的山，一动不动地站着，事后他告诉过我，离开孩子时他也哭了。
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写信给我，在离开之前他要交托于人，留下一样东西来替代他：“创作可以成为他们的权威，可以给他们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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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信中提到一本非洲塞拉利昂参加内战的12岁小孩写的书，当时这个小孩扼杀了无数同年龄的孩子，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为了避免受不了的感觉，他天天吸毒。后来这个孩子在联合国的会议上是这样解释的："我们加入部队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吃的，失去了自己的家，但同时盼望着安全，盼望着自己属于什么，在这个所有归属都垮下来的时代。“这跟留守儿童的情况是相似的，只不过极端得多，夸张得多。为了找回归属，他们什么都愿意做，都没看清楚对方是同胞还是敌人。
卢安克说：‘中国的社会没有那样的背景情况，但中国的留守儿童将也会成为一个失去控制的因素，除非我们能给他们带来归属感。”
他当年我们采访的他的学生，一半上了初三，一半去了外地打工，打工的孩子往往加入了帮派，卢安克说这是一种归属的需要，这也是当下的中国人最强烈的感受。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里，空虚会导致消费和破坏，只有当人们创作时，感到创建自己世界的满足，不会在与别人的比较和外界的压力下感到被抛弃，这才是真正的归属。
在通信中，我们曾谈到，“创作”，这个词现在常常被当成是一种“手段”------用来吸引孩子学习更多知道的手段，或者一种学习之外的调节。好象生活中总有一个伟大庄严的目的，一切都为这个目的服务，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服务于一种意志吧，当这个意志让你去改造世界时，你要具有这个改造需要的知识。
而创作在卢安克的理解里，就建立归属的方式。青春期的孩子通过行动得到感受，从感受中才慢慢反思，反思又再指导行动，所以他说，靠说话是没有用的，只有与创作，让他们一起进入和完成那个“强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的故事中，感受会象淋雨一样浸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再来滋养一个人。培养了基础的行为和感受力再来解放他们的思想，“否则会乱”。
纪律可以带来秩序，但是是被动的，只有一个人归属于一个事情，一群人，一个社会，才会有认同，和发自内心去照顾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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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后，卢安克说他已经满足，现在可以去满足妻子的愿望了。“承受新来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说这句话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意味。
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使命，这个只能是慢慢摸索的，所以只能慢慢看有什么结果，也许过了几年我明白，为什么要这样。”
“你想检验自己?”
他好像触动了一下，说对。
我说那你害怕那些对你有期待的人会失望吗。
他说：“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当时暴雨初晴，强光照透了天地，我说：“人生的变化很多，也许三年后我们会再见，再谈一次，谢谢你。”
他微笑，说：“也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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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完第二天，卢安克离开板烈，去了杭州，进了妻子联系的工厂，一个星期后他辞职，因为手续问题，去往越南。他不伤害谁，也不违背自己，他自己来承受命运加诸于身的全部后果，他只说：“别人对我佩服的地方其实是我的无能，我无能争取利益，无能作判断，无能去策划目的，无能去要求别人，无法建立期待。也许有人以为那是超能，这个误会就造成了我现在的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表达：人类大部分的苦都是因为期待的存在。其实，在人生中不存在任何必须的事情，只存在不必要的期待。没有任何期待和面子的人生是最美好和自由的，因为这样，人才能听到自己的心。”
在我写到这里时，他仍然在越南，身处在语言不通，无法工作的边境。除了保持与他的通信，我也没有更多能做的事。
板烈那场最后的采访，是在山间高处一片梯田里的水泥储水台上，开始之前下了雨，幸好土地里有一把破旧的大遮阳伞，是前几天收麦子的农民留下来，卢安克把它张了起来，足够我们几个，加五六个小孩子，还有一个看热闹的老农民容身。小罗站在我身边，帮我拿着本子，两手抱在胸前。雨下了好一会儿，从伞檐上穿了线，山明一会儿，暗一会儿，大家紧靠着，面向各方自看暴雨里青绿的田野，很久，有一点金光从东山破过来，乌青的云滚动奔跑，相互推移，雨就要过去了
是此时的感受，让我说出节目结尾的话，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也是自己与自己之间发生的事，它永不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只要这样的传递和唤醒不停止， 我们就不会告别卢安克”
你们将要成为的人啊、要承担的事，我不知道。
我无法给你定下一个目标路
我想做的只有陪伴着你一起在寻找的路上
-----《留守》
1
坐在沙发上，看完专访李阳和KIM的这期节目，我自己心里很失落。这个失落是什么?我没想清楚。一直在想。
评论里有各种声音，有人说：“你的采访有点象打了一桶水，努力地捞上水面，又没打上来，不够犀利。”，又有人说，“幸好你没有用道德审判的方式，没有再犀利，没有试图驳倒他，而是用了他和KIM两方力量来实现平衡。”
是，我们在编辑时拿掉了一些采访中的交锋，也拿掉了他说的一些更激烈的话。李阳的个性，在遇到针对性问题时，容易在措词上强硬起来，把自己推向极端。用KIM的话说“他喜欢夸张”，在一个人的真实看法和过度夸张之间，需要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判断。否则我们就不是在报道这件事，而是在消费这件事了。
不容忍暴力是社会应该划的底线，但家庭，性情是私人的事，KIM作为妻子的感受和看法，胜于他人的千言万语。
2
那么，我这个失落到底是什么?我问了几位朋友，大家不明其意，都安慰我。我又看了一遍视频，发现让我自己难受的，是我自己采访时状态。
比如说，我问李阳：家庭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
他说，只不过是千万家庭中的一个家庭而已，没有什么位置不位置可言。
他紧接着反问我“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大量的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有选择的。”
我说：“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起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
“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他后面还有一句“只是外人”
“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
“最亲密也是最丑恶的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要对一个陌生人，我们要友善，要同情和爱，那我们对我们身边人也一样。”
“身边是一个人，旁边是成千上万的人。”
这话在纸上看着可能问题不大。
但看电视的时候，我觉得不舒服。我细想来去，是因为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态上有一种攻防的状态。
这些话多少带了某种被他激起的情绪，还有一部分是在表白自己，才说出来的。有读者看得很清楚，这期节目“内心不平”。
一个记者采访，即使短暂的两三个小时，也是一种行为，进入他人的生活，不得不与之发生因应，一起经历的时间，包括节目播出后的振荡，这都是千百种行为中的一种，隐隐拨动现实的因果，如果有主观的情绪，力会反激回来，那桶水往上拉的时候就会失稳，水花四溅。
他说：“时间和宁静可以让一个节目深邃.内心不平,节目便突兀,不够纯静.”
3
晚上写书，写到采访卢安克时，我们选择孩子来采访，老范跟我商量“那个眼睛很温柔的小孩子比较诚实”
“嗯，对，还有那个，比较活泼，小脸儿滴溜溜圆那个”
小圆脸可爱，他写了篇作文，被卢安克贴在墙上，名字叫《骑猪》，活泼可喜，他给我们叽哩呱拉念，声音清脆得象银豆子掉在玛瑙碗里，我控制不住地一脸笑容，母性溢流。
卢安克身边的孩子里还有一个最皮的。
我跟任何别的学生说话，他都会跳进来问“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等打算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跳走了，或者把别人压在身子底下开始动手了，我们有点无可奈何，如果不采访他，他就会来抢镜头，干扰别人说话，我只好采访他，他坐在凳子上急得不得了，前摇后晃。
采访完他我暗松口气“去吧去吧，玩去吧”。
他立刻操起饭盒，跑到院正中，一群女生堆里，把铝饭盒往一个女生脚下咣铛一扔“给我打饭”，转身就跑了，那是他姐姐。女生们拿白眼翻他。
再见他是在草地上，几个孩子滚在卢安克身上折腾，我说了句“老师会累的”
几个孩子嘻嘻哈哈“他才不会”
这个小皮孩掰着卢安克的胳膊看他“你会死吗?”
“会”
“你死就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舒服就行”
小黑脸上的表情狡黠又凶蛮，我张口结舌不该怎么应答，卢安克搂着他，对他微笑“是啊，想那么多，多累啊”
4
我对这些孩子中的一些人有偏好，他们会刺激我，我的好感或者反感不可避免地会流淌出来，就算我的记者身份要求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自己。我不明白，难道卢安克没有吗?-------他把小黑脸和小圆脸一边一个都搂在怀里的时候，是一样的感情吗?
我迷惑得很。
我先拐了个弯问他“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带着一种想象，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象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的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
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的，有想象力的，什么样的学生，他也会有他的一个标准，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可能会失望。”我想了想说。
哦。
他说好感与反感是最有危害的心态“我以前考虑过很多方法，最后放弃了，方法都没有用，他总是想着这个，没办法真正去看学生是怎么样子的，如果很开放地看得到，没有什么想象，很自然地就会有反应，适合学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学生很喜欢，很容易接受。”
我说“那很多人觉得，你只是一个生活中陪着他们的人，你并没有在教育他们啊?”
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没有注意，日后却不知不觉盘踞在我心里“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不管是故意还是不故意。”
5
我问卢安克为什么学生之间攻击的行为很频繁?
“那是他们的教育方式，跟父母学的。学生也互相这样教育。”
“你认为他们是在模仿成人的世界?”
“是的，他们没有看到更好的方式。”
卢安克从不跟孩子去讲道理。“语言很多时候是假的”他说“一起经历过的事情才是真的”，他有句话两年来对我影响至深，“教育就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
在课堂上，有时有男孩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住“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他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
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对他们凶一点会更好”
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就是心理不自由。不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所以因为受不了，就必须做不想做的事。”
所以他说，“我象接受淋雨一样，接受他们带来的后果。”
他要雨自己下来，象大地一样微微颤抖地承受，不拦无阻，化入地下。
那个黑脸的小皮孩，只有呆在卢安克怀里的时候，才能那么一呆十几分钟，象只小熊一样不动。即使是别人挑衅他，他也能呆住不还手。
6
写到深夜，我收到卢安克的信，他说他已经转到了长沙的公益组织工作，为在湘西支教的志愿者作纪录，其他6个月的假期还在板烈。
我回信他，不由得说起我感到的困境：“我在采访李阳时，很多次想起你，你说的感受最重要，而不是模式。他已经不再感受他人了。我想起你，所以我不再追求在采访中要击败他，我不想说服他，或者战胜他，我想进入他的心灵，但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我好象唤不醒什么东西。你曾经说过，象淋雨一样接受每一个孩子，把好感与反感取消。我也想这样做，可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让他去表达他的疯狂?公众会反感他，也帮助不到他。我尽可能地呈现他，但呈现就够了吗?我总是想起你的话，真正的人是要象药一样进入别人的内心的黑暗，在自己在那里发挥作用，可我觉得，我该如何把自己交给他?交给他又有什么用呢?”
今天我收到他的回信：“我觉得，在两天那么短的时间内，你也无法把自己交给别人，而且把自己交给别人这个做法可能只适合小孩，因为小孩还没有成立他自己独立的思想，需要能参与我们的，我们需要允许他从我们的身上拿到适合他的东西，而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才适合他未来的使命。”
他写道：“李阳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又独立想法的大人。你没必要把自己交给他。如果你对你的采访要表现什么没有目的，李阳也没有什么要对抗的，而能很自然地表露他自己的东西，不需要在“对抗”上浪费他的口才。我想这就已经够了。”
“没有目的”，这是二00九年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提醒过我的事，但直到现在，我看到还是恍然大悟之感。自己脑子里的桩子，一次次自拔无力。如果说有什么目的，还是我认为这世界上有一种“对”的价值观。还有一种希望人“能够如此生活”的传播前提。这种“试图说服”的态度就成为大碍。他说过，想改变世界，这个任务太累了，也做不到。做好自己的事，改变自会发生。
7
信中卢安克附了一首歌，说是板烈的孩子们最喜欢的，我打开附件，听见他的声音：
“你们将要成为的人啊、要承担的事，我不知道。
我无法给你定下一个目标路。”
我心里一动。
“我想做的只有陪伴着你一起在寻找的路上，
一起去感受生活的滋味，共同经历”
这个简单的旋律，我反复循环听。每次采访，都是对自己弱点的反复发现，他对我说过“你想影响别人，是影响不了的，别人觉得你想影响他，就不接受了”。只有在节目中放弃一定要改善世界的企图，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进入世界之中，看到它的本来面目和背后的必然性。
我问过他“如果不去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做什么?”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他说“改变自会发生”。
这首有点古怪的歌，听到后来，一遍一遍，就象细雨绵绵不尽，“我真不想说服你，不想打掉你自己的心啊，更不想把你的心带走，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心都交给你。让我的生活属于你，还有我们一起做的事情，只属于你。”
——柴静《卢安克的歌》 2011.0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