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资借鉴，他们大都设有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性少年法典，用专门的人员、专门的程序、专门的处遇来矫正“李某军们”。
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资借鉴，他们大都设有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性少年法典，用专门的人员、专门的程序、专门的处遇来矫正“李某军们”。
据报道，10月21日下午，广西南宁市友爱南路某中学的李某军等三名初二学生，将同班同学小郑掳到学校附近一个小广场，进行拳打脚踢和辱骂，并拍视频发到网上。次日，在当地警方和学校组织家长到校调解后，小郑下午上学途中竟又遭到李某军持刀追砍，一番纠缠后小郑跑至人群中得以逃脱。
打人后还想持刀砍人，李某军为何如此嚣张？据学校领导介绍，李某军一直是“问题学生”，但因他未满16岁，大家都拿他没辙。他还自称“老大”，曾多次实施盗窃被警方抓过，可老师无法管束，数次进行思想教育均未起到效果，即便警察来了也只能进行批评无法立案处理。
管教“熊孩子”：家庭、学校、司法机关皆面临窘境
每一个“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存在。李某军的父母在其童年时就已离异，他长年和父亲居住，父亲忙于赚钱养家，对李某军基本不施管教。
而学校方面，老师对此类学生也只能进行简单的批评教育，没有相应的“惩戒权”。而对李某军这种班主任说几句都敢“冲上来打”的学生，恐怕也不是老师简单的惩戒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7条又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不得开除。
在家庭不管、学校无法管的两难情况下，公安、司法机关是否可以干预呢？
我国《刑法》规定，16周岁以上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14至16周岁的人，只有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等严重犯罪的，才承担刑事责任。此案中，李某军因为不满16周岁，对其行为公安机关的确无法作为刑事案件立案。
再看治安管理处罚，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拘留和罚款规定为主要处罚措施，对结伙斗殴等寻衅滋事行为，或者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可给予拘留、罚款等处罚。但该法同时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而罚款只是针对家长的。
完善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功能，把“熊孩子”管起来
剩下的，就是政府进行收容管教了。根据2013年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于李某军这样的学生，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采取措施严加管教，也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工读学校应当严格管理和教育。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
问题是，我国工读学校的数量越来越少，且各地办学差异很大，有的工读学校甚至成为了“小未管所”，地位亟待明确。而收容教养在劳教制度被废除后，也几乎沦为“僵尸条款”。说到底，对未成年进行收容教养这种“负能量”的事情，现在没有部门愿意积极去做，从而形成了对于“李某军”们的纵容——往往是一放了之，等到了岁数再说。
若要扭转以上困局，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二是明确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的法律地位，增加国家干预能力。
看上去，直接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为13岁或12岁，似乎既简单又有效，但目前反对的声音依然很多，有些人认为，将更多的未成年人纳入刑事处罚范畴，好比用成人的药方医治孩子，有饮鸩止渴之嫌。只有让他们进入“儿童医院”，服用专门的“儿童药”，即适用少年的专门处遇，才是治本之策。
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可资借鉴，他们大都设有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性少年法典，用专门的人员、专门的程序、专门的处遇来矫正“李某军们”。
例如，“社区服务”就是典型的非监禁性的保护处分措施。即有关部门要求未达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进行一定时长的社区劳动，并始终接受跟踪帮教，进而有效地教育、矫治未成年人，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这恐怕是治理“熊孩子”问题的长远之道。当然，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依然可以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只是要进一步集国家、社会之力，明确其职能、地位，使他们真正成为教育改造不良少年的特殊机构。
而具体到李某军的遭遇，目前几方放任不管的情况，既是对他的不负责，对社会而言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在工读学校和收容教养功能暂时缺位的语境下，还需要家长、学校以及有关方面，以教化为主、惩戒为辅，多方合力，让他重回正途。毕竟，任何一个孩子再“熊”，都不能成为社会各方放任不管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