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名校校长的教育观点结晶。作者在德国规模最大、最知名的贵族学校萨勒姆王宫中学任职30多年，培养出无数精英名流。他呼吁家长要有教育孩子的勇气。放任、溺爱、无度的教养，只会让孩子承受杂乱无章的苦果。出于爱的纪律，才能赋予孩子真正的自由。因为，从小会服从、协调、负责的孩子，才能掌握自己的未来
前言
我要用这本书来总结我的职业生涯，希望为有兴趣的大众说明——我在当了三十多年的教育者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我不打算讲一个杰出教育人士的故事，只想报道我从缺损的德国教育文化中吃尽苦头后所获得的知识。
几十年前，唯“权威与纪律”马首是瞻的教育基础被置之不理。今日从事教育的人，很难力抗现今充斥物质主义、敌视教育的环境。许多人漫无目标又缺乏方向感，如何教育儿童和青少年，已经偏离为一种随意、个人化的教育风格，在权威和纪律的迫切性、合法性以及执行上，大家已经失去共识。
德国的教育文化因为纳粹主义而动摇了根基。直至今日，教育最根本的诸多价值与美德，尚未从过去纳粹主义的滥用中恢复生机。青年学生运动在1968年后于德国地区所呈现的，只是德国自身灾难的后续发展。我们不能坐视纳粹主义再度毁坏我们的教育文化。
对教育而言，20世纪是一个极端的世纪。有皇家军事学校的“非常”纪律，也有20世纪后期所出现的、与纳粹手法相对的反权威教育。“过度”，是这两种教育模式的特征;“过度”，正是所有教育的敌人。
我想以这本书，找出合理的分寸，让权威与纪律能再度成为教育的重心，为儿童与青少年开启一个新的未来。
在追寻合理分寸之路上，我借助托玛马·曼(Thomas Mann)描述船夫的意象：当船身向左偏，船夫便得向右倾，以维持均衡。但愿这个意象陪伴各位读者阅读本书。
班哈德·毕博 2006年秋
1我们需要为教育再度鼓起勇气
不觉得有未来的人，就不会努力，也不再追求理想，我们却没能以教育去应对远景沦丧的问题。“教育的艺术”我们已经生疏了，失去了共同标准，却还固执地认为孩子反正会好好长大。
德国在孩子的教养上面临的困境，就是教育困境的结果。今日的儿童与青少年不再需要大人提拔栽培，而是自己“长大”。教育他们的，是生活中带有侵略性的电视节目、国家极力展现的“财大气粗”、消费社会的诱惑以及我们所谓的“精英”概念和作派，精神上和性格上皆属平庸。
原本能够鼓励青少年有所作为的未来期待，现在却已变质为对未来的威胁：结构性的失业，存在的意义变得虚无，信仰的缺失、社会老龄化、人类生活基础被剥夺，最终一切为金钱统驭……
不觉得有未来的人，就不会努力，也不再追求理想，我们却没能以教育去应对远景沦丧的问题。“教育的艺术”我们已经生疏了，失去了共同标准，却还固执地认为孩子反正会好好长大。大家都觉得这样很好，但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告诉我们：许多作品虽立意颇佳，却并非艺术。
我们已经失去了方向，在一艘没有罗盘的船上航行。
“陶匠”式与“园丁”式教育
有这样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悲惨的孩子，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宫廷乐手，因此他自幼就被赋予了成为演奏乐手的使命。他的父亲是一个残暴的酒鬼，为了赚取大把的钞票供自己享乐，就严厉地督促儿子去学习音乐，经常会学习一夜到天亮。一旦孩子在学习上出现了什么错误，就会遭到父亲严厉的打骂，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围的邻居都会被父亲的打骂声和孩子的啜泣声吵醒。孩子的父亲习惯于和一些不入流的音乐家在酒馆中厮混，酒醉之后，他们就兴致勃勃地一同去他的家里，把这个正在熟睡中的孩子从睡梦中拖起来开始上课。如果孩子在学习中出现任何错误，他们就会拳脚相加。这种严酷而不通人情的“陶匠”式教育方式，却培养出了一位出色的音乐家。
这个孩子在八岁时开始登台表演，扎实的苦练让他能够应对一切、游刃有余。人们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异，称他为“小莫扎特”。不可否认，真正帮助这个孩子成功的，是他父亲的那些严酷教育。尽管在音乐天分上，他和莫扎特存在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值得一提的是，事业上的成功并未让贝多芬得到任何幸福。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到了晚年，他的双耳失聪，只能通过文字和别人交流。显然，童年时期的遭遇对他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造成贝多芬悲惨童年的“罪魁祸首”，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一个真正的“音乐神童”。和贝多芬不同的是，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作曲家，良好的家庭氛围，为莫扎特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从小受到音乐熏陶的莫扎特，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音乐天赋。四岁时小莫扎特就创作出了自己的第一支曲子。尽管囿于年纪，他的作曲未免稚嫩，但是父亲给了他极大的肯定，这种肯定加深了小莫扎特学习音乐的兴趣。由此开始，他的父亲对儿子进行了悉心培养。父亲带着小莫扎特满屋子转，不断用小木棒敲打各种器皿，要求莫扎特清楚地说出木棒与器皿碰撞时发出的音高。他有意锻炼莫扎特的音乐能力，让兴趣引导莫扎特的学习。
在这种兴趣教育的指引下，莫扎特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众多基础的音乐理论。随着学习的逐渐深入，莫扎特对器乐、文学、历史等众多科目都有了深入的理解，这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教育基础。
莫扎特的童年无疑是幸福的，除了父亲之外，姐姐也给予了他极大的关爱，让他得以将自己的全部天赋和精力都投入音乐上，成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难得一见的神童。六岁时的首次演出，莫扎特就赢得了人们疯狂的追捧，甚至连当时的王室也请他演奏，由此走上了音乐大师的道路。
什么是教育?我们如何通过教育及教养，引导青少年拥有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又如何让他们达到目标?
有位教练以严格的手球训练来磨炼他的学生。训练中，球在球员之间传接流畅，速度快得令人屏息。球员的动作精准，犹如谨守一项秘密计划。教练在智力和身体方面的要求都非常严格，对他来说，手球训练是可以把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团队引向策略性思考、活用战术的合作，以及公平比赛态度的优秀手段。听起来似乎只有斩钉截铁的命令，但球员体验到的，是持续的爱。用纪律和爱来引领他的学生，是促使教练成功的秘诀。每一次的手球训练，他都在示范何谓“教育”。
这位教练是萨勒姆王宫中学(Schule Schloss Salem)的老师。他虽然是阿根廷人，但他对自己与学生的要求，让人联想到普鲁士，而非南美洲。在学校里，他像训练手球队般教育他的学生，而学生们爱他也崇拜他。我们其他老师则对他以原则和关怀赢得这些青少年的心深感惊讶;我们也有点羡慕他，因为他可以在1968年学生运动浪潮后的德国依然坦然地坚持要求纪律。
在这样一个以充分理解年轻人、“陪伴”年轻人成长为口号的教育环境里，他的教育风格仍旧获得了极大的肯定。每一种反对的声音，和他的投入与教育热忱相比，都显得空泛而苍白。有些人天生就该为人师表，他就是其中一位。
同一段时间，学校里另有一位女老师，她的教育风格完全相反，在引导学生方面同样要求非常高，只不过做法不同。她运用的是优雅、沉着的权威，但她的教育热忱丝毫不亚于那位阿根廷教师，也同样获得了学生的听从和尊重。
引导孩子，或是让孩子自己长大?传统上，我们把教育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种方式，这可以用捏陶的“陶匠”和“园丁”两种不同的角色来加以说明。选择以“陶匠”作为理念的教育者，希望“塑造”他的学生，他会插手学生的成长，对学生加以限制、要求，要求学生守纪律，并为学生创造自主的空间，让学生为独立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要强迫学生独立自主、取得自由。以“园丁”为方针的教育者，着重的则是：年轻人需要良好的成长条件，所以支持他多于要求他，较少干涉学生的成长，相信学生自己会守纪律，也就是说，不太需要强制及权威。
“陶匠”和“园丁”所代表的这两种传统的教育风格，其实很少以单一的模式出现。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混合模式，只不过倾向某一边。两种风格都隐藏着危险，“陶匠”风格可能退化为威权式的教育，而“园丁”风格则可能变质为不管不教。
威权教育在专制独裁垮台后告终，但是德国有了威权教育的惨痛经验后，希望成为一个人人是“园丁”的国家，反而落得不管不教的下场。因为“园丁”的观念被扭曲为根本不需管教孩子。很显然，称职的“园丁”，仍得要修剪草木，嫁接插枝，保护草木不受病虫之害、不长歪。
教育，永远需行“引领”之义，德语的“P¨adagoge”(教育家)一词便可说明。这个词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少年的引领者”;有引领，便有人追随。不过，孩子不是生下来就顺从的，孩子会不听话、不受教、不守规矩，为达到目的而任性乱来。比如三岁的孩子还不太会表达，要忍受他们耍脾气，还得忍住不打他们，那么父母也需要适当的自律，这种自律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都应该知道，教育要成功，冲突在所难免;教育孩子需要勇气，即使管教会带来不快，但还是要能正视冲突，不轻易让步，也不在众人非议之下退缩。超市、餐厅、火车车厢都是常见的解决教育冲突的公开场所，围观者通常会指责看起来强硬的处理方式。要记住，教育孩子听话，就必须在围观者面前证明你的勇气，在亲戚朋友家等较私人的场合也应该坚持。
教育的勇气，尤其是坚持“纪律”的勇气。纪律似乎是教育最不可爱的一环，却是所有教育的基础。纪律所体现的几乎都是大家不太喜欢甚至厌恶的事情：强迫、服从、制止、压抑欲望和意志。纪律将“效率原则”置于“享乐原则”之上，为达目标，应当接受各种节制，甚至必须接受节制。纪律总是始于他人的决定，而且应该终于自我的决定，从外部的“纪律”转为“自律”。对教育而言，纪律，必须出于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爱。
校长的教育箴言
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都应该知道，教育要成功，冲突在所难免;教育孩子需要勇气，即使管教会带来不快，但还是要能正视冲突，不轻易让步，也不在众人非议之下退缩。
教育没有公式化的“处方”
教育本身并不是一个机械化的工程，没有任何一个教育模式可以完美地套用到所有孩子的身上。想要如同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给教育定一个公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在过去的德国已经有了无数鲜活的实例证明。
弗里德里希·席勒，是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和文学家。童年时代起，他就对文学表现了极为强烈的兴趣。然而在教条化的教育机制下，我们一度有可能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因为父亲是位军医，席勒在少年时期就被强制送入了军事学校学习，目的自然是将他培养为一个出色的军人。显然，枯燥的军事训练并不适合席勒，在军事学院当中远离了他所喜爱的文学，更让席勒十分痛苦。
然而就在这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心理上的苦闷，席勒不得不经常和心理学家阿尔贝交往，而阿尔贝同样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在阿尔贝的帮助下，席勒阅读了众多的文学名著，这反而坚定了他走上文学道路的决心。自幼就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最终摆脱了来自外界的束缚和压力，他的剧作《强盗》在1781年上映并大获成功，引发了人们的争相追捧，他也因此被称为“德国的莎士比亚”。
有趣的是，席勒并不是这所军事学院中走出的唯一文学家。著名诗人舒巴特，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和席勒一样，舒巴特对于这所几乎扼杀自己兴趣的军事学院没有任何好感，他讽刺地把这所军事学院称为“奴隶培养所”。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军事学院的这段经历开拓了舒巴特的视野，这段经历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舒巴特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对德国政府强制征兵的谴责，毫无疑问，是来自他自己的体验。
教育公式化的不可行，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在强调整体的军队当中，你也不可能将所有人都培养成军事天才。
教育，是种种对立之间永无休止的相互拉扯消长，父母、师长在许多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找合适的平衡点。该管教引导还是该放任成长;一视同仁或因材施教;纪律还是爱;坚持原则还是殷切关怀;该强制孩子还是信任孩子。取得平衡点不是去计算，而是加以整合，因为这些对立面缺一不可，要建立起真正的教育，就得把这些对立的元素成功整合起来。
整合，指的是父母师长在每一次处理时，无论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都得衡量不同处理方法相互作用的种种理由，不可受制于单一的处理方式。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旁人的眼光会限制孩子的想法。瑞士教育家裴斯塔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说：“永远不要拿一个孩子和另外一个比较，只能和孩子自己相比。”这是所有教育都难以贯彻，却又无法违背放弃的原则。
教育是个终日费神辛苦的工作，不时让人渴望在教育问题上能够有“处方”可照办，有解决公式。因为无法干脆利落地考虑和举措，老师、父母会疲惫不堪，而不断权衡教育上的某一个决定究竟该同意还是反对，更感到不胜负荷。然而，“处方”恰恰是教育之大敌，因为公式化解决问题的手段违背了教育的本质，那些想要减轻这些负荷，寻求简单方法的教育者，已经远离了“教育树人”的出发点。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须一再为他作出的决定负起责任，即使他不能保证那是唯一正确的决定。父母和老师必须能够再三思考，衡量是否作了正确的决定，而且必须支持自己的决定。比如让青春期的儿子去参加一场可能会醉酒、吸毒的派对，是需要勇气的，前提是对儿子信任，“上帝保佑”。甚至就算儿子回家时有点酒气，也还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教育必须能为被教育者提供一些考验，也必须允许失败。失败及避免因失败而引发的冲突，有时候比持续的乖巧顺从更能强化青少年的性格。
我们的祖父母通常对于什么决定是对的太过确定，也太过不容置疑。“不容置疑”强化了他们的权威，经常能为孩子建立起安全感，却同样经常导致关系上的裂痕，因为孩子无法接收到爱与关怀的信息。一失败就受到良心上的谴责，而不是把失败当做考验的良机。说谎后坦承自己说谎，也许在道德表现上比一开始就直接说出真相更难能可贵，但这并非是一般教育的观点。
如今，为人父母、为人师表比过去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着很多重要问题，要不拘泥于一般的原理，冒较多的险，对孩子的种种行为表现作出相应的反应。坚守原则并不能为我们赢得权威性，而是得有亲自下决定、能做主的勇气。这很辛苦，很少有人能办到，不是没时间，就是少了一个可以商量的伴侣以保持冷静的控制权。
我们来看看教育者平常过的日子。同样的事情总是一再出现：孩子又违反约定坐在电视机前，爸爸发现了这个不应该的行为，想制止孩子看电视，于是卷入了一场争辩。争辩大多时候很模式化，孩子在五花八门的理由中游走：“就只这么一次嘛”，“这是特别节目”，“其他人都可以看电视”……接下来他拿出情绪的武器，先发动撒娇攻势，然后号哭或者暴跳如雷。
当爸爸加入这场辩论时，他已经输了。有些情况，比如不遵守协议，或者逾越了适用的规矩时，教育者必须果断地作出决定，这对于孩子在生活上的芝麻小事尤其有效。看电视，看答应他或协商好的节目，因为过程短，所以不需要理由，做爸爸的要立下行之有效的规矩。
这位爸爸应该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毫无妥协余地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方法。通常孩子会照办明确而清楚的决定，一旦察觉有些许不确定，孩子就会搬出许多理由。因此，无须争辩，有时候关怀孩子必须要求纪律。
至于要不要让青春期的女儿第一次在半夜里去迪斯科舞厅，这个问题就不太一样了。很简单，父母可以对她下一次“禁足令”。禁令在教育上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要依照女儿的性情、父母与女儿的关系以及外在的环境而论。一牵涉到安全，就没什么可妥协的：那间迪斯科舞厅应该有名有号，女儿不许独自前往，不许乘坐未成年人开的车。此外，这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父母能信任女儿可以抵御住诱惑，抗拒毒品与酒精，并在异性纠缠时坚定不移吗?
这两个例子，能够区别出什么是无意义的考虑以及什么才是重要的问题的决断。考虑哪种场合该作程式化的决定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什么时候下决定时需要信任孩子，需要有“信任”的勇气。如果教育者认清解释某些服从其实无关紧要，那么处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教育问题时，就不必花那么多力气和时间，遇到这种情况，教育者更要懂得自律。
这种清楚的认定，能给真正需要时间、需要冷静处理的棘手问题多一点空间，最好能够和孩子一起找出解决的办法。比如能否去迪斯科舞厅的问题，或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可以持有驾照，零用钱的额度，能不能买笔记本电脑，或到有酒精、毒品的地方去等等问题。
校长的教育箴言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必须一再为他作出的决定负起责任，即使他不能保证那是唯一正确的决定。父母和老师必须能够与怀疑共处，衡量是否作了正确的决定，而且必须支持自己的决定。
品德教养强化孩子的人格
一位父亲利用周末带着孩子去钓鱼。河边的告示牌上写着：“钓鱼时间：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孩子完全沉浸在兴奋中，并没有认真看这则告示，他的父亲提醒了他好几次，他才仔细地读完了这则告示，并向父亲点头表示认可。但显然，他并没有将这则告示放在心上。
这一天的收获并不好，父子俩坐在河边半天，也没有等到一条鱼上钩。到了下午快四点钟时，父亲正准备招呼孩子回家，突然间孩子大声喊叫了起来，让父亲过去帮忙，他钓到了一条大鱼。这条大鱼非常沉，父子俩努力了半天，才终于将它拖上岸来。一天的努力终于没白费，孩子既高兴又得意。
谁知道就在这时，父亲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收起笑容对孩子说：“亲爱的孩子，很抱歉，现在已经是四点十二分了，按照规定，这里只能钓到四点钟，因此我们必须将这条鱼放回河里去。”
孩子露出一脸失望的表情，不断地恳求父亲，希望将自己的成果保留下来。可是父亲回答说：“我们不能违背规定。不论这条鱼上钩的时候是否在四点钟以前，我们钓上来的时间已经超过四点钟，就应该放回去。”说着他捧起那条鱼，将它放回了河里。孩子眼里含着泪水，没有再说一句话，默默地跟着父亲收拾起钓具回家了。
这件事情对孩子的人生造成的重要影响，在十多年后得到了体现。孩子曾经在心中埋怨过父亲坚持诚实的死板态度，但当他走上社会，成为一名律师之后，他才发现这种品德的可贵之处。他在业界获得了极好的口碑，他一直坚持的一个职业信仰是：任何来找他打官司的人必须诚实。如果发现自己的被代理人有任何谎话，他就会拒绝为其辩护，因为这违背了他的职业道德。人们都愿意信任他，因为与那些满嘴谎言骗取诉讼费的律师们相比，他的诚实让人们感动。
教育始终都是价值教育，并且力图塑造某一种“理想的人”的形象。信徒自视为“堕落者”，认为人是依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共产主义推崇那些在公有经济之下无私无我的人;纳粹则妄图以雅利安优等民族的狂妄形象自比。我们只能走上教育启蒙的道路，将人性提升至与典范一样的高度，把价值与法律的准则连接在一起，最重要的有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真理、爱等。
启蒙的价值与世俗化后的基督教价值无异，可以说，教育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价值转化为儿童及青少年的品行。每一种品行都合乎一种价值，诚实的品行合乎真理的价值，宽恕的品行合乎平等的价值，自由的品行合乎自由的价值。有些价值和品行在概念上有区别，比如真理与诚实;有些在概念上一致，比如自由的品行等于自由的价值。
没有人怀疑我们文化中的基本价值及道德，但将之转化为品行举止，就不一定人人认可了。当今的问题不在于价值崩坏，而是相信世界上有这些价值存在、相信人生还有一次机会的信仰衰退了。教育的任务，仍然在于强化年青一代将价值转化为品行操守的信仰。但是“诚实的人是笨蛋”这句格言，透露出对于真理的价值能否转化落实的怀疑，因为事实以及从不足的事实衍生出来的结论，赛过贯彻真理的信仰。
由此可看出现实不尽完美，思想与理想如今也已失去力量，这也与信仰缺失有关。真理的“价值”并不能经由言谈讨论就会直接化为诚实的“品行”，而是要通过典范以及典范的教化作用。社会上有公共的典范。如果以公共典范的数量和说服力来说，我们活在一个典范贫乏的时代。
此外，也有个人的典范，比如父母、师长，他们每天都努力尝试，想将诚实的美德深植孩子的心中。这可不轻松，孩子会说大话、找借口、放“烟雾弹”、答非所问、推三阻四。每一次，教育者都要有所反应，要求孩子说清楚、讲明白，并且有勇气说真话。如果儿童或青少年识破这位教育者自己也不诚实，那么所有诉诸诚实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教育者当然也有失灵的时候，假使他说谎，就要有勇气承认自己说了谎话，孩子会接受这样的教育者。有这种经验的人会记得，坦承说谎有多困难。而在道德上曾经不圆满却坦承不讳的人，孩子会认为他更加可信。
一个人的教育要通过教养来完成。教养，指的是掌握前人的知识，借助于这些知识和经验了解认知人生，并且能够从中得到行动的活力。我们通过教育和教养，强化儿童及青少年的人格。唯有了解道德价值的用处，并能依据前人的知识经验背景来判断，在对抗我们这个时代的骚动不安时，年青一代才会配备齐全。因此，教育和教养让一个人有能力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行动时勇气十足。
校长的教育箴言
我们通过教育和教养，强化儿童及青少年的人格。唯有了解道德价值的用处，并能借着前人的知识经验背景来判断，在对抗我们这个时代的骚动不安时，年青一代才会配备齐全。
教育者的“说一不二”原则
斯图加特的星光高级文理中学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到周日，校园里就完全安静下来，很少会有人出来走动，而且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校内的商店，都紧闭着大门，整个学校就像被掏空了一样。校方对此的解释是：周日就是让人休息的日子，因此在每个周日，学校里的一切活动都会停止，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个休息的时间，这一天他们有权好好放松。
为了让学生们周日能够得到更好的休息，校方在周日的时候尽可能地停止校园内的所有活动，甚至包括负责清洁的工人，也会被告知在这一天不用做任何工作。整个校园因此完全静谧，变成一个适合休憩的乐园。
而任何试图利用这一天去图书馆或是从事其他学习活动的孩子们无疑要失望了，他们会发现教室的门窗紧闭，图书馆同样关门休息，甚至在校园内的任何地方，他们都会受到监督，被迫休息。
这和作曲家巴赫的童年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巴赫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唱歌的声音十分美妙，加上家学渊源，做一个音乐家成为了巴赫最大的梦想。因此他一直努力，每天都要练习两小时以上。
然而这样练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正当巴赫在练习之时，母亲将他叫到一边，制止了他的练习，并规定他每周必须休息一天，这一天里不允许进行任何练习。巴赫对此很不理解，刚开始他总是在休息日跑到家门外偷偷地练习，但每次只要被母亲发现，就会挨一顿骂。巴赫觉得很委屈，又不敢问母亲这是为什么。直到有一次，他的哥哥告诉他真相他才明白：原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哥哥身上。
母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适当休息同样重要。她害怕小巴赫过度练习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嗓子，所以才严令他必须休息。巴赫这才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去世之后，他也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并因此而受益终生。
星光文理中学也许受到巴赫家庭教育故事的启发，才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这让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更懂得“尊重和坚持”原则的含义。
所有教育者共同的优秀品德，一直以来都是指“说一不二”这个观念。比如，当父亲的我决定，只有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才给女儿甜点吃，结果每天都会发生不少意外，引诱我这个当爸爸的背叛这个决定：在超市，只有对她让步、给她甜食，才可以避免她那令人尴尬的尖叫声;晚上，只有给女儿喝加糖的牛奶而不是原味奶，她才会安心地睡觉;星期天早上女儿哭闹不休时，我只能用糖让她安静下来，然后才可以处理点私人事务、写几封重要的信，所以，我只能从“秘密架子”上变出一块巧克力来。
这样纵容的后果是：女儿患了龋齿，因为吃甜食太多。还有在公共场合里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女儿不久就清楚了她为所欲为的权利，不再守纪律，而且，从此以后，如果没有糖果，她就让我神经紧张、不得安宁。身为科班出身的教育者，我明明知道自己违反原则的行为不符合我的专业性，后果却不是由我来扛，而是我的女儿。
“说一不二”，指的是教育者要每天贯彻他的教育行为准则，毫不动摇。用驯犬师的“说一不二”作为参照，我们就会知道教育上“说一不二”的特点。驯犬师拉着颈圈，均衡用力，训练犬调节“脚步”，如果犬坐着不听从指示，就挥舞绳子表示惩罚，或者用相同的话语及手势迫使犬回到“座位”上。钢铁般的规律性，是驯犬成功的“不二法门”，这类近似顽固的前后一致指令训练，能够培养出犬条件反射性的、既定的行为模式。
教育一个孩子，正与此相反，是为了让他不落入固定的不良行为模式中。教育上的“说一不二”，强调受教育者应该用眼观察、用心思考，绝对不是为所欲为而熟练一种机械式的行为样板。强迫性的重复，主要是为了让受教育者做好准备，日后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守规矩。
教育上的“说一不二”只在两个地方和驯犬师相似：安全感与健康。教会孩子用火、用药、用电以及注意交通事项，会让人联想到驯犬师的训练方式，但是，这样做当然是以受教育者能理解为目标。
德国出现过不少教育大师，但是教育理念前后不一，欠缺连贯性，结果使得父母、教育者以及受教育者的人生都变得坎坷不平。这种情况不改变的话，我们将无法贯彻任何一项规矩，总是停留在探讨受教育者心理能否承受的层面上，总会担心每个人都“说一不二”、不屈不挠，会削减受教育者对我们的好感，增加其逆反心理。
与驯犬师相反，教育中的“说一不二”的态度并非机械式，而是包含了教育的艺术与卓越的思想，我认为，要成功达到“说一不二”，下面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首先，“说一不二”的教育需要“时间”，而我老是受到外界诱惑无法贯彻这个原则，因为期限快到了，我还无法让冲突平静地结束。一旦受教育者注意到父母有时间压力，做父母的就已经输了。要坚持礼仪的训练，势必耽搁用餐的时间，那么，坚持练习吃饭的礼仪会延长大家用餐的时间;负起家事责任也需要时间，做母亲的经常干脆亲自动手，否则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可想而知，这是一个背叛自己的错误决定，正如我所料。父母希望刷牙这种生活上的细节能够规规矩矩地来，这当然是对耐心的挑战。
其次，时间不足，也会造成教育困境。著名作家特奥尔多·冯塔纳曾说：“时间是人类的善良天使”，这种智慧当然也适用于每一种教育实验。没时间或者不打算花时间进行教育，堪称教育的大敌。没有抚养优先权的单亲父母、经理人、白领女性、焦虑人群，受到的危害尤其多。曾有人问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曼(Golo Mann，1909—1994)：“为什么要读寄宿学校?”他回答：“一位忙碌紧张的艺术家没有时间。”托马斯·曼没能给予他的孩子休闲的、计划之外的时间。比如，生活节奏调整需要的时间、突如其来的想法需要的时间，或者孩子碰到困难时需要的时间等，这些时间在这位天才的日程表中无处容身。
大思想家富兰克林用“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形容人在繁忙的现代经济模式中的生活感觉，这种生活感觉也全面攻占了教育的天地。无目的的自在游戏、闲情逸致、有创造性的休养等，变得很稀罕，而这些正是让教育生机繁茂的元素。打个比方，孩子肯定非常希望严格的父亲在回家后能付出一点点关爱和时间，在孩子的眼中，“有时间”就意味着仔细聆听、亲子手工、读故事、下棋，或者只是玩闹。无疑，父亲的“美梦”就是啤酒、电视、报纸，但有了孩子之后，这个美梦必须消失好几年，把时间让给小孩。
教育者要解决教育困境，应该先和“内心的自己”谈一谈如何安排好时间，并且应该把亲子时间看成是一种获益，这样做能够极大地增强上班族的母亲或父亲的家庭责任感，促进家庭凝聚力，我周围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除了留出和孩子共处的时间，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幽默感”。有了幽默感，受教育者就可以接受“说一不二”的严厉。以乐观开朗的态度来看待不合理，我们称之为“幽默”。孩子们看到踩到自己的脚的小丑，会发自内心地笑;看到木偶戏的主角大难临头了还不自知、仍然天真无邪的样子，也会开心地笑出来，他们也热爱夸张强项与弱点的动物漫画。受教育者精神上是否成熟，“笑”是重要的标志。
幽默是善良的一个特征，缺乏善良与幽默感的教育者应该立即放弃这个职业，他们不适合当教育者。对待信赖他们的人的弱点和过错时，善良的人充满了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总是尽量前后一致，总是带着一抹怡然的微笑，因为他知道，即使是最高级的教育者，也无法永远保持前后一致。所有的教育者，还有那些希望步入婚姻、组建家庭的人，都应该有幽默感、善意的自我揶揄。
但是，幽默也可能变质，降格为一种变量，变成大人伤害孩子的武器——讽刺。“幽默”与“讽刺”之间的界限变动不居，是流动的。“讽刺”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装模作样，言论表现出所说与所想完全相反。比如一位老师非常夸张地赞美一个学生，并在课堂作业上赤裸裸地把他评成“数学天才”，事实上这个学生什么也不会，离“天才”十万八千里。讽刺就是这样，明明是那位被嘲弄之人的弱点，却偏偏大大赞美为优点。无疑，以幽默感与受教育者和谐相处的教育者，从一开始就能赢得受教育者的心。
校长的教育箴言
教育上的“说一不二”，强调受教育者应该用眼观察、用心思考，绝对不是为所欲为而熟练一种机械式的行为样板。强迫性的重复，主要是为了让受教育者做好准备，日后能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会守规矩。
勇于严格，是今日教育所需
德国顺道府文理高级中学出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某个班级的学生在数学、写作、阅读等多个方面都和年级的整体水平有着极大的差距。这让校长头疼不已，考虑再三之后，决定亲自来管理这个班级。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经过观察思考之后，校长先生很快发现，这个班级的孩子们学风十分散漫，经常到了应当上课的时间，教室里还空了一半的座位;那些坐在教室里的学生们，更是自由游走于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完全不理会老师。盛怒之下，校长决定给这些孩子们一些惩罚，但这样做完全无济于事，反而使得很多的孩子为了逃避校长的呵斥而干脆逃课。
仔细琢磨之后，校长决定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这个班级的方案。比如，那些在上课时间仍没有出现在教室的学生和那些上课时间在教室内胡乱走动的学生将被记下名字，作为惩罚他们将被拒绝参加学校组织的某项活动。当校长向学生们提出问题的时候，学生们必须认真地回答之后，再提出自己的问题，否则校长将对他们的问题不予回答。这些规定巨细靡遗，从生活细节到学习细节，几乎涵盖了学生们学院生活的全部。校长希望通过这些硬性的规定，来改变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从而在内心里接受教育。
由于这些规定的制定十分严格，刚开始学生们不免都有些抱怨，也陆续有一些学生因为触犯纪律而被排除在了学校的某项活动之外。他们原本没有将校长的这些规定放在眼里，但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当他们错过一项学校的活动，只能听着自己的伙伴们眉飞色舞地诉说活动的精彩之处时，在内心中往往会感到懊悔。渐渐地，学生们都开始接受校长的规定，并努力执行了。
即便是这样，校长仍然不放心。为了不让学生们产生抵触的情绪，他同时还宣布：自己也将参与到这个“魔鬼计划”中来，如果他犯了任何一个错误，学生们同样可以惩罚他。这种互动式的方法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在校长的严格督促之下，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变得更加有条理，对这些曾经看来很严苛的规定也逐渐适应了。经过校长的教导，奇迹很快出现了，学生们不但在班级的学习风气和纪律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成绩也有明显的提高，一跃成为整个年级当中整体素质最出色的班级。
“如果给予孩子们太大的空间，有时候反而会让他们感觉迷茫。就好像不交给他任何东西，将其在丢在一个黑暗的原始森林当中一样，他们对于身边的一切都无所知，这样怎么能够独立面对?因此我觉得，在给予他们创造空间之前，必须先让他们学会如何有条不紊地面对生活，这时必须严格，这样他们创造一切之前，才能够熟练地掌握基本能力，这是我的看法。”这就是这位校长的教育心得。
在相对的两个极端，如公正与仁慈、纪律与爱、“说一不二”与无微不至的关怀、控制与信任之间寻找正确的解决方法时，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尤其一定要学会的是，不受任何诱惑，永远把仁慈、爱与关怀放在第一位。德国文化以严格和严厉、不近人情闻名于世，而在此文化浸淫之下，教育者担心会因“说一不二”而失去受教育者的喜爱，也忧心军事般的纪律管理会导致什么样的心理缺失。
但事实上，在强化严格要求、削弱过多的溺爱关心方面，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如今，正确的方法是：要更加勇于严格。如同掌舵的船长，船偏向左边，他就把舵往右倾，反之亦然。在未来的教育中，我们应该选择偏向公正、纪律、控制以及“说一不二”。
可以想象，哪天仁慈、爱与关怀不足时，那位掌舵的教育者船长就必须多为这些美德付出一些心力。
教育人员不妨把这项认知奉为圭臬：对父母及老师来说，严格、“说一不二”，比起受教育者接受严格的要求难多了。
德国的未来，取决于孩子的教育，所有的教育者不能松懈，要制定共同的标准和信念，并上升为国家的首要课题，要把我们的精力、梦想和资金都花在教育工作上。唯有通过积极建立的教育和教养，以及勇于将公众肯定的价值转化为年青一代真实拥有的品德，才能让受教育者对未来人生的模糊期待清晰起来。
儿童和青少年梦想着自由，能获准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或不做。他们渴望一种没有规则、禁令与斥责的生活。《长袜子皮皮》(Pippi Langstrumpf)是瑞典著名作家林格伦(Astrid Lindgren，1907—2002)笔下“自由”的化身。长袜子皮皮充满幻想，生活得一团糟，希望永远无拘无束。孩子们羡慕她冒险的勇气，希望也和她一样勇敢。长袜子皮皮利用干扰和平的独立权力，实现了一个“独立天堂”的童话梦想。在帝国时期，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不会遭禁，但至少会被谴责，因为它太迎合孩子对混乱的偏爱了。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1809—1894)的童话经典《蓬头彼德》(Struwwel peter)中对品格教育的描写，应该更合乎时代需求。
作为教育者的我，也差点走错了路。我原想借着徒有其表的自主权，把青少年教导成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当刚进寄宿学校当老师时，我努力让自己管理的学生团队多负起一些责任，希望让他们能主动整理房间，守时、周到，关小音乐声，打扫公共厨房及浴室，在夜间保持安静。
一个要委派青少年责任的教育者该怎么做?他应该退居幕后，给他们自由，不加管束，按理性行事。我心想，学生们会难以忍受每况愈下的混乱，会齐心协力使一切走上正轨;嘈杂的音乐使人心烦，他们会彼此纠正;而脏乱的厨房引起的纷扰会促使室友达成协议，写一个让厨房保持井然有序的计划。
关于这个实验，我要借用罗莎·卢森堡(Rosa Lusemburg，1871—1919)的话：“自由始终是异议者的自由。”20世纪70年代的青少年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妙了，甚至把它升格为共同生活的箴言。这个实验彻底失败了。我的“家庭团队”的十二位成员中，只有四位能够组织起来，其他的一团糟，他们在乱七八糟中发现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好好“过日子”的制度。但是，那四位“井井有条之士”各有不同的天资，其中两位是小小的“伪君子”，没多久就要求制度必须从上层颁布;而只有两位都比较讨人喜欢，能整顿自己的生活，也不显得老气世故。
这个实验我坚持了几个月，然后再次证明了，应该采取这些学生能够感受到的权威教育风格，这才是正确的道路。那两个“小伪君子”拍手拍得最热烈，而有趣又活力十足的其他人没一个鼓掌。
同一时期，我在上课时加入一场实验：“学生共治”，希望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因此给他们更多的自由、更多决定上课形式的权力。我们选了历史和社会两科，觉得这两科不需要太多基本知识就能独立作业。我们也遇到了反弹、拖延的情形，但计划总算完成了。
一开始，我们和两位学生草拟一个大概的上课纲领，叫做“人权和实行人权的残暴形式”。我们选择以20世纪70年代北爱尔兰少数天主教徒激烈对抗新教徒的事情为例，我们这两位主事的老师用功又谨慎，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时间，才做出以十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一年级)为主轴的计划。不久，大家就看到两位拼命工作的老师，在五个公认最优秀的、积极性最强的学生支持下，进行这个计划。其 他十五位学生不是心不在焉，就是利用新的“自由”无所事事。
这个实验让人想起1915年奥地利—意大利前线的情形，两位军官从意大利的战壕爬出来，手上举着战旗，呼喊着“前进”，然后向前冲，士兵们都热烈鼓掌，却都停在原地不动。我们当老师的累个半死，五位积极性强的学生成绩取得了进步，其他十五位“停留在原地”，享受着无所事事的滋味。
此后，我从富有经验的教育改革者，特别是长年担任位于弗里德里希港(Friedrichshafen)的模范学校博登湖学校(Bodensee Schule)校长海因茨(Alfred Hinz)那里，知道了所谓“独立作业”以及“负连带责任”需要一个极为精确的模式，唯有通过有条理的教材、事先规划好的路线引领学生，才可以给他们自由。老师借着事先规范好的纪律来领导，学生们把体验这种情况当成“自我肯定”的有效手段。学生们可能会感到迷惑，其实情有可原，事实上老师将他的权威置放于课本上，避免自己扮演看似中立的主持人角色。
估计现今仍有类似“学生共治”的实验在热烈进行着，也总失之于浅薄，因为那些开放的老师依旧相信，必须给予学生自由，学生才会负起责任。
有一位女老师问我对于瑟谷学校(Sudbury Valley School)的看法。1968年，第一所依据“自主学习”教育理念创立的学校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瑟谷诞生，目前全世界成立了三十多所瑟谷学校。一份计划书里提到：“在这里，学生自己决定要学什么，如何学习，用什么来学以及向谁学习。”这位女老师也想办一所这样的学校。
我的回答是：如果这所学校让一个很权威的人来管理，教材也能规范周全学生的想法、所作所为应有的纪律，就可以做这类实验。此外，还要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学生中的“批判性群体”，由于他们的家庭教育和背景，他们已经培养出循序学习的能力，肯定要把这项能力带到学校来。当身边都是那些父母相信孩子的学习困难将在这所学校获得解决而被送来就读的同学时，他们一定会进行自我保护，不接受这种安排。
但是，我没有说服她。
校长的教育箴言
唯有通过有条理的教材、事先规划好的路线引领学生，才可以给他们自由。老师借着事先规范好的纪律来领导，学生们把体验这种情况当成“自我肯定”的有效手段。
校长的教育箴言
唯有通过积极建立的教育和教养，以及勇于将公众肯定的价值转化为年轻人真实拥有的品德，才能让受教育者对未来人生的模糊期待清晰起来。
2 自由从纪律而来
我是谁?我应该走上哪一条路?我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自由”并非是一种状态，而是长期发展的晚熟果实，人们无止境地战胜自己，化“纪律”为“自律”，方能赢得自由。
孩子们常常渴望独立，在旁观者的眼中，他们特别可爱。“自己”或“单独”，表示独立活动的意志。这种渴望是与生俱来的人性，也就是“自由意志”。刚刚起步努力追求的独立，只是自由的一部分，是对独立与自主活动的渴望。“自由”比“独立”内涵更丰富，更体现意志和能力，自己定下一个符合道德意义的目标，让自己的人生充实圆满，并且坚定地追求这个目标。“自我确定”指的就是如此。尼采针对“自由”提出过疑问：“你说自己很自由?我希望听到你的真实想法，而不只是你逃离了一个枷锁……你从何获得了自由?这与查拉图斯特拉无关!看着我， 要好好告诉我：为什么要自由?”(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儿童和青少年，常常倒向另一种谬误，将“自由”与“独立”混为一谈，甚至成年人也一样。他们以为拒绝顺服于权威，觉得“不受”管束，就是“自由”了。把“自由”和“独立”混淆，很合儿童和青少年的心意，而许多父母、老师等教育者，尤其是理论家的谬误也支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年轻人追求自由，因此尽早给他们“自由”，不再受领导及权威的束缚。然而，要能够给“为什么”一个答案时，才能称之为“自由”。这个问题的答案与以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仿：我是谁?我应该走上哪一条路?我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为何?
自由并非是一种状态，而是长期发展的晚熟果实，人们无止境地战胜自己，化“纪律”为“自律”，方能赢得自由。“有些人一旦不再受支配，他就把最后的价值也给扔了。”尼采表达了这个意思：人类不如选择继续服从，而不是随波逐流，追求无自主思想的所谓“自由”。
“自主即自由”的迷思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曾对原子弹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因此被人们赞誉为“科学顽童”“新物理学之父”。费曼的成功，和他童年时期良好的家庭教育不无关系。
父亲很注意对费曼的教育，即便是做游戏，父亲也不会任由费曼自己去玩，而是从旁加以引导，借机教育费曼。有一次，父亲带回一堆五颜六色的小瓷片给小费曼做玩具。这时费曼还坐在婴儿车里，哪里懂得这些东西该如何玩呢?于是父亲拉着小费曼的手，按照颜色顺序把小瓷片都叠好。
母亲在一旁看着父亲忙上忙下，忍不住说道：“你让小家伙自己随便玩不就好了，他这么点大的年纪，懂得什么呢?”父亲笑着回答说：“这不行。我现在正在教导他什么是序列，并且告诉他如何按照序列来游戏。”
等到费曼年纪稍大一点之后，父亲又开始教他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并且引导费曼自己去寻求他感兴趣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有一天，费曼在玩一辆玩具马车，这个马车的后面拖着一个小斗，斗里放着一个小球。玩了一会儿，费曼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发现只要他一拉动车子，车子向前行进时，斗里的小球就会向后滚;而当他将车停下的时候，斗里的小球就会向前滚。费曼试验了好几次，结果都是如此。他感到很惊奇，就跑去问父亲原因。
父亲听完费曼的问题之后赞许地说：“你观察得很仔细，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小奥秘。”接着就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拿出来，给费曼详细地解释其中的原理。后来费曼回忆起这段教育经历，依旧对父亲感激不已。正是在和父亲愉快交流的过程当中，费曼逐渐积累了众多的理论知识。费曼的父亲正是通过这样让孩子“自主学习而非自由放任”的方式，来教育费曼从小就弄清楚规则的重要性，这为费曼以后形成严谨的学术作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费曼的成功破解了人们关于教育方式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给孩子们自由，让他们自己去把握人生，是否是一个好的教育方式?显然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足以毁掉一个孩子的一生。
